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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宏斌不是绿城接班人

  宋卫平 留给众人的,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悲情的背影。

  之所以说悲情,是因为,这年头,坚守理想的少之又少,而且往往还要被现实碰得鼻青脸肿。虽然普通人并不愿意去做那坚守理想的一分子,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理想主义者抱以热烈的喝彩,以及拥抱——正如女记者向宋卫平所要求的。

  在房地产 领域,多年来顽强高举产品主义大旗的,绿城应该排首位。然而,吊诡的是,2006年上市以来,绿城竟然遭受了两次重大危机。今天来回顾,并不是要戳宋卫平的伤疤,但毋庸讳言,宋卫平之于绿城无可替代的影响力,是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。

  按照正常的逻辑,高质高价,创造优质商品的,理应获得丰厚的回报。当然,像绝大多数地产商一样,绿城20年, 收益也不薄。但这种回报与其商品的质量是否成正比,很难测度。因为我们看到,某些地产商,盖的房子实在不敢恭维,照样挣大钱。

  对品质偏执狂一般的追求,却遭遇企业的两次重大危机,现在甚至不得不让出大股东的位置——哪怕宋卫平赢得了我们共同的尊敬,却仍然摆脱不了暗夜的追问:何以至此?

  原因可以找到很多。譬如,如宋卫平所说,过去多年,扭曲的房地产调控政策,导致市场和企业都扭曲了。显然,既往的调控政策确有颇多可商榷之处,且远非房地产行业如此,但多嘴之人忍不住会问,为什么中新地产、绿城中国易主,而绝大多数地产商都能在调控中活下来,而且活得很不赖,有些企业还从100亿干到了1000亿、1700亿?

  说实话,2011年底2012年初,当绿城陷入第二次更加严重的危机时,我被一种巨大的悲凉感攫住了。中国房地产规模之大,却容不下一家有良心的企业。绿城若倒下,将是中国房地产的耻辱。我甚至连续几次通过专栏文章隔空向绿城提出建议。

  但这一次,宋卫平寿柏年主动出让绿城股权,我反而相当平静。市场自有其逻辑。能量充沛到足以冲击甚至修改市场规则,固然很好,否则就只有适应它,并留出转圜余地。娱乐活动可以赌博,但做企业不可以;技术、策略可以偏执,但战略、方向不宜偏执。

  当宋卫平认识到自己坚执的逻辑无法适应当下市场的逻辑时,避让,不失为勇敢的决定。然而,选择孙宏斌 作为大股东,却非要称之为“接班人”,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读。

  宋卫平与孙宏斌的交接,绝不同于杰克·韦尔奇与杰夫·伊梅尔特的退进,当然更不是任何一个家族企业的传承。它就是一个生意,基于股权买卖的生意。如果说它与一般股份交易有所不同,那是因为宋卫平将自己倾尽20年心血打造的企业,交给了三年半以前可能还只是陌生人的孙宏斌来打理。

  有朋友说,宋卫平的偏执已经成为绿城前行的障碍,我不想这么尖刻,宁愿换一种表述,宋卫平的理想主义没有错,是现实错了,但现实再如何扭曲,它也横亘在我们面前,无法逾越。选择孙宏斌,乃是因为由他来领导绿城更符合当下市场的逻辑,岂有他哉。

  如果将绿城的这项交易称为交班与接班,那么,当年万科并购南都,难道也是周庆治 找到了自己的接班人?是出售全部股份,还是转让控股权,只是股份数量的多寡,而不能改变它是一个生意的本质。情感涂抹代替不了工具理性。

  我愿意理解宋卫平的不舍,“接班人”的说法也许只是出于面子。但既然作出了抉择,不妨痛快作别。企业的话语权不可分杈。双老板制、第一大股东并列,绝非上佳之选。坦率地说,宋卫平越早抹去他对绿城影响的烙印,对绿城发展越好,虽然这话有点残酷。

  周庆治的做法值得借鉴。宋卫平尽快完全从绿城抽身,假以时日,说不定真可以打造出一家世界级的现代农业或养老地产企业——前提仍然是,要巧妙地适应现实。(编辑 袁一泓 徐炜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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